南开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邵嵩和张勇，在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的答辩会上展示了他们在地面无人车野外感知决策及地面无人集群协同方面的创新成果。经过长达四个多小时的静态、动态展示和报告陈述，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二人成功以实践成果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

这一改革的落地，标志着研究生毕业不再强制要求提交学术论文。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相关文件，到《学位法》的明确，再到2026届毕业季多所高校的实践，首批通过工程技术创新、实体装备研发、行业技术改造、标准工艺革新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工程硕博士，正在改变公众对于“论文是学位授予的唯一前提”的传统认知。

然而，关于如何保障此类改革下的培养质量、成果认定与传统答辩有何差异、以及如何推广这一模式，仍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聚焦实际需求，解决行业痛点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张心阳，在完成广东信宜地区18个镇和2个街道办的调研后，提交了“人工智能驱动的流域水环境智慧监管系统构建与工程应用实践成果”。他表示，这次经历让他直面真实的河流、管网、数据以及民众需求。他参与了从污染源摸查、治理模式构建到智慧监管平台开发的全部过程，行程累计8万余公里，撰写了百万字的调研报告。

张心阳将这套系统比作河流的“智慧大脑”。他解释道，以往的水域治理常常处于被动应对状态，人力难以跟上污染变化，部门间数据也不互通，导致在发现水质超标时，污染已然发生。通过整合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该系统将水质监测、污染溯源、预警预测和决策支持集成于一体，实现了对“污染源—管网—污水厂—河流—流域”全链条的智能化监管。

与张心阳聚焦政府实践场景不同，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硕士生刘乐乐则着眼于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针对污水厂提升泵高耗电量及调度依赖人工经验的难题，刘乐乐利用污水厂现有数字化平台数据，构建了单泵能效模型和泵组协同优化模型。通过可视化平台，为运行人员提供调度参考。实践验证显示，单泵指导阶段平均节电率达4.80%，泵组协同寻优阶段平均节电率更是达到11.50%，节能效果显著。

刘乐乐的导师、佛山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教授郜玉楠指出，“实践成果替代论文”的改革，是对工程技术创新价值的重新认知和肯定。他认为，许多人存在误区，低估了工程化落地的难度，认为只有从零到一的基础创新才算真正的创新。而从实验室成果到工业化应用，需要克服材料稳定性、工艺可靠性、设备适配性、成本控制、安全生产、环保达标等诸多复杂挑战，整合产业链资源，应对现场各种不可预见的问题，其难度有时甚至超过基础研究。

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徐高明教授认为，推动“实践成果替代论文”授予学位，核心在于打破以学术论文为唯一标准的评价模式，构建多元、开放、面向真实问题解决能力的人才评价体系。他指出，改革将评价中心从“知识生产”转向“问题解决”，聚焦工程实践中的痛点和产业技术瓶颈，有助于高校从“学科逻辑”转向“需求逻辑”，从“为论文而研究”转变为“为创新而实践”。这不仅是高等工程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的关键举措。

现场评鉴，考查工程判断与系统解决能力

一篇学术论文的认定需要经历从开题到答辩的完整流程，那么实践成果的认定又如何进行？

郜玉楠介绍，实践成果的认定流程包括：首先，由校内导师和行业导师联合开题，共同确定研究方案；其次，进行过程管理，类似论文中期检查，学校定期与企业沟通项目进展，评估学生贡献及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三，毕业前三个月组织实践成果鉴定会，审核学生提交的实践成果报告、软件产品、发明专利及企业应用情况，专家半数以上来自企业；最后，进行答辩，重点展示产品应用情况、运行数据及经济效益，专家将围绕工程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进行提问。答辩委员会将根据成果水平、实际贡献和答辩表现投票决定是否授予学位。

刘乐乐表示，与撰写传统论文相比，实践成果的研究周期更长，项目完成后仍需持续跟踪现场运行效果，并需要与企业导师、现场工程师、运行人员频繁沟通。他印象最深的是数据治理过程。面对海量数据，他需要与企业工程师反复沟通，实地确定异常原因，最终结合变量间的物理关系构建出数据治理方案，实现理论向实际应用的转化。

张心阳坦言，相比撰写论文，实践成果最大的不同在于“不确定性”。论文研究路线一旦确定，节奏相对可控；而实践成果则需面对真实工程中的变量，天气、政策、人为因素都可能影响项目进度。“我的实验数据是在河流里、管网里、暴雨夜里跑出来的。”他提到，专家组在鉴定现场并非仅在会议室审阅材料，而是实地走访了鉴江流域的多个断面，观看了无人监测船演示，考察了治理成效和平台运行情况，才召开了质询评议的鉴定会。

张心阳回顾自身成长，认为“打磨”一件实践成果，首先需要建立工程思维，学会将技术嵌入整个治理体系，形成完整的工程闭环。其次，锻炼跨界沟通能力，需要与不同受众（如政府官员、企业工程师、基层干部）进行有效沟通。再次，学会应对不确定性，在混乱中找到秩序，这是实验室研究难以比拟的。

徐高明认为，适合替代论文的实践成果应具备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和规范性四项核心标准。对工程硕博士而言，这类成果更能体现其工程判断力和系统解决能力，考核方式也更贴近其职业发展路径。

拓展实施，需明确标准、强化保障、深化合作

目前，以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案例仍属少数。许多导师和专家坦言，在确保培养质量的同时拓展实施范围，仍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和挑战。

郜玉楠指出，首先是观念转变困难，无论是学校、导师还是学生，“唯论文”的观念根深蒂固。其次，校企协同存在挑战，部分企业认为培养学生是高校的责任，校企在成果归属、知识产权等方面也存在矛盾。再次，认定标准难以统一，工程领域门类繁多，实践成果形态各异，难以用“一刀切”的量化标准衡量，导致不同学校、专业之间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

徐高明建议，学校层面应建立灵活适配的成果认定机制，组建包含校内导师、企业专家、行业代表的评审委员会，并完善成果存档、公开、追溯制度。企业层面应主动开放真实场景与工程数据，提供导师指导和试验条件。社会层面，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可将优秀实践成果纳入行业标准或技术推广目录，形成社会认可与激励机制。

专家们还指出，在校企对接、平台共享方面，政府和第三方社会机构可发挥更大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通过设立联合培养项目提供经费支持，整合高校、企业和政府资源。广东信宜市政府、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开放政务数据、协调部门配合、支持平台部署试用，这些都为刘乐乐、张心阳的成果提供了重要条件。

北京理工大学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军政表示，下一步应总结梳理、完善流程细则，打造实践成果认定学位的标杆案例，向各院系、合作企业广泛宣传，提升导师和工程师的共识，提高指导学生提炼成果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孙连鹏表示，未来应在制度体系上提供更多支持保障，鼓励学生将所学应用于广阔的实践场景，既可以在实践中深耕，也可以将实践中的问题和阶段性成果带回实验室，最终再应用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