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白蕊在高考成绩公布时，发现自己正面临一个重要的人生抉择。这位来自山东的考生在查分前就预料到成绩不理想，估分仅为520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人在得知分数后陷入沉默，因为以往的分数线来看，进入“211”大学基本无望，即使是较好的“双非”一本院校也悬。山东省公布的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特控线）恰好是525分，与白蕊的最终分数持平。

特控线由教育部设定，是“强基计划”、综合评价、高校专项等特殊类型招生的最低分数线，同时也常作为中外合作办学录取的参考标准。“要不要考虑一下？”白蕊的母亲提议。她计算过，直接出国攻读本科学位，四年费用可能超过百万元，而选择国内就读的“4+0”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费用能减半甚至更低。白蕊听说，选择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毕业后在海外申请研究生时具有优势，更容易进入世界前100的硕士项目，这让她颇为心动。

在深入了解中外合作办学领域后，白蕊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今年高考前，教育部公布了最新一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审批结果，共有174所高校新设了86个机构和133个项目。此前，全国已有253个机构和1100余个项目。新批准的本科项目中不乏“4+0”模式，即学生在国内完成四年本科学习，并获得中外双方或外方院校的学位。这种被称为“不出国的留学”的“4+0”模式，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美好？

寻找匹配

来自海南的孙晨皓是宁波诺丁汉大学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2026届本科毕业生，他的求学之路比白蕊更有规划。早在高二，孙晨皓就关注了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中外合作办学院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全英文授课、引进海外教育模式与师资、提供丰富的出国交换机会以及第二课堂资源。

孙晨皓提到的几所大学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国内共有11所此类中外合作大学，统称为S11院校。报考这些院校的本科需要通过高考统一招生，毕业后可获得国内院校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以及海外合作院校的学位证书。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书记沈伟其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中外合作办学存在三种模式：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非独立法人机构和独立法人机构。他认为独立法人机构是最高形式，代表着整体机制的引进；非独立法人机构通常指大学内的二级学院，属于学科层面的引进；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则一般指特定专业的联合培养项目。沈伟其强调，从办学生态探索角度看，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孙晨皓当年的高考成绩为621分，与当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录取分数线一致。他回忆，该校每年在海南招生12至15人，高分考生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202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海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已升至658分。孙晨皓当年的分数足以进入顶尖“211”或末流“985”院校，但他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主要原因是希望充分发挥英语优势。“我不想让一门语言只停留在书本上，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英语是‘生存语言’，如果听不懂课就无法毕业。”孙晨皓表示。

宁波诺丁汉大学对报考考生的外语单科成绩有不低于115分的要求，其他S11院校也设有类似标准。除了全国统招，宁波诺丁汉大学在浙江省还采用“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方式，部分院校还会要求提交申请文书。孙晨皓也曾申请上海纽约大学，提交了申请文书。该校实行自主招生，由高考成绩、校园开放日表现和校考成绩共同决定考生排名，比例为6:3:1。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校中国学生主要通过自主招生录取。高考成绩是必要条件，也是重要的优选条件。自主招生选拔通常在每年4月完成，考生会被分为A、B、C三档：预录取、待录取和不录取。A档意味着考生只要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即可被录取。B档则需根据A档招生名额的剩余情况择优录取。每年招生总规模为500人，其中中国学生占251人。“通常情况下，能拿到A档通知的考生，高考分数都不是问题。但今年也出现了一些学生拿到A档后放松了要求，结果高考成绩未过特控线而无法被录取。”童世骏说。

多位受访者认为，校园开放日如同一次“试吃大会”，对考生和院校的双向选择至关重要。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校园开放日活动相当于面试，并包含试听课程。他本人和美方常务副校长都会亲自参加，观察考生展现出的好奇心、探索能力、英语水平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在他看来，即使高考成绩顶尖，也不一定能进入上海纽约大学。有些考生习惯于被安排一切，或者不太关注个人兴趣的实现，抑或不适应纯英文授课，这类学生即使入学也可能不适合，因为他们的需求与学校提供的教育不匹配。

自去年起，教育部已批准大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标志着“审批潮”的到来。沈伟其认为，这表明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经过多年发展，已日益获得社会认可。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确实为高水平学科建设和大学发展提供了捷径，即“站在巨人肩膀上办学”，能够迅速与世界前沿接轨。“4+0”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学生可以在国际化平台上获得传统大学难以快速培养的竞争力。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一直关注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的集中发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预计到2034年，高校生源将出现快速下降。当前正值增长期，同时国家需要优质的本科教育扩容，中外合作办学因此成为吸纳扩招的一种途径。其好处在于，学校能增加收入，并可通过定期合作应对暂时的生源高峰，在低谷期及时退出。

“但绝不能将中外合作办学视为所有学校都应追求的方向。”童世骏强调，中外合作办学不会成为主流办学模式，而是一种满足教育多样化需求的补充和探索。

“挂羊头卖狗肉”

近期新获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有6家由“985”高校合作设立，对此，田力表示这是喜忧参半的消息。“未来‘985’高校可能会扎堆进入中外合作办学领域，整体质量或将有所提升，但‘985’、‘211’高校并非中外合作办学的万能金字招牌。”田力在上海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多年，他提醒道，未经教育部批准、由学校委培机构开设的各类国际本科项目，无论是“4+0”、“3+1”还是“2+2”模式，都极有可能存在陷阱。即使是已获批准的项目，其中也不乏质量低下的案例。

赵信认为自己就掉进了一个“坑”。他是北方某“985”高校与美国某州立大学合作举办的“4+0”项目的大三学生。他当年的高考分数仅比当地特控线高不到20分。在看到该项目“一本线读‘985’、四年不出国拿美国学位”的宣传后，加上仅要求高考英语成绩超过90分且四年学费不到40万元，全家都觉得“捡了大便宜”。

然而，赵信就读的“4+0”项目属于所谓的计划外项目，即不经过高考统招，绕过高考志愿填报体系。毕业后仅颁发海外合作高校学位证书，该证书可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这些项目的招生标准不一，有的要求高考成绩不低于特控线，有的则仅需满足校测或英语水平考试成绩。入学后，赵信才发现现实并非如此美好。“校园卡和统招生的一样，但后台权限不同，图书馆的部分数据库无法使用。我们使用独立的选课系统，宿舍也是单独一栋楼，与统招生分开居住。”赵信说。此外，大一时期的专业课主要由中方教师中文授课，偶尔夹杂英文术语。大二开始，美方教授“空降”进行全英文教学，“全班没几个人能跟得上节奏”。

孙晨皓身边也有类似的同学。据他了解，有同届生被类似计划外“4+0”项目录取，体验非常糟糕。田力指出，“计划内”项目普遍要求外教授课比例不低于40%，而“计划外”项目则没有任何硬性规定，师资质量完全取决于项目方自觉，因此质量堪忧。赵信入学后才注意到，其所在学校的海外合作院校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数百名之外。

沈伟其作为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专家，坦言中外合作办学领域仍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项目真正引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但也有不少项目只是为了收取更高的学费，成为学校的创收渠道。在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中外合作办学交流会上，沈伟其仍发现有国内知名高校存在“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他认为，在一所高校中，如果同一专业（如工商管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非合作办学项目相比，前者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更高才是正常情况。然而，目前不少合作办学项目的水分线却可能低于普通项目数十分。

多位受访者注意到，近年来，计划外“4+0”项目正逐渐收紧。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项目已停办，目前经教育部批准的项目仅剩5所，其中“顶流”是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的“4+0”项目。该项目合作院校悉尼科技大学的QS世界大学排名常年位列前100。但田力指出，该学院的实际录取门槛比上海大学统招低100多分，却能与高考600多分的统招生共享嘉定校区的教学与生活资源，实现了“低分高就”。同时，该校的报考竞争依然激烈，“英语低于130分的考生基本没有机会”。

沈伟其将分数倒置现象称为“市场面临的系统性挑战”。他表示，“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如果持续存在，即大量“只创收不办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存在，将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无论计划内外，我们都不能以贩卖文凭为目的。”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普遍显著高于普通本科。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年学费为11万元，上海纽约大学则超过20万元。沈伟其解释说，学校为吸引国外师资，需要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教师的全球招聘均按照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标准执行。他坦言，算上学费和市政府补贴，学校的营收仅能勉强持平。在他看来，一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年学费低至几万元，是因为在国家生均经费照常拨款的情况下，多年来投入到该校的校舍、设备、师资等资源都可以共享。目前，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收费标准尚未统一，浙江和江苏仍需审批，宁诺若要提高学费，须向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教育厅三个部门申请。但据沈伟其了解，大多数省市实行备案制，基本等同于自主定价。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合格或因生源不足而无法继续运营的项目退出。沈伟其指出，教育部每年都会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质量评估。他认为，“放管服”改革应配套实施，否则市场将持续混乱。

自由度

孙晨皓毕业后选择加入宝洁公司，担任品牌增长部经理。“薪资待遇很高，可能毕业后两年内就能赚回大学学费。”他表示。毕业时，孙晨皓收到了宝洁、字节跳动、美团、欧莱雅等9家知名企业的录用通知，同时也获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纽约大学、墨尔本大学等院校的硕士录取通知。他选择就业是因为宝洁提供的岗位极少招收本科生，机会难得。

赵信未来的毕业出路可能不会像孙晨皓那样乐观。入学时，他听到的宣传是“毕业生深造率70%”“出国读研优势巨大”，但目前全年级120人中，在大三结束时成功申请到QS排名前100硕士项目的不到10人。“我们大部分人毕业后会直接拿着外方学位证书找工作。”田力指出，经过学历认证后，计划外“4+0”模式的毕业生可以报考国内硕士，也可以参加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考试，但许多岗位在资格审查时会明确注明“要求国内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在很多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毕业生的身份并不能为就业带来正面优势。

与宁波诺丁汉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相比，孙晨皓认为，学校四年的学习带给他更深层次的收获。在应聘过程中，一位面试官的评价令他印象深刻：“面试官说我更加成熟，更加脱离学生思维。”他对此的理解是，大多数应试者会保持低姿态，但他认为与面试官的交流是完全对等的，应试者并非仅仅为了高薪或公司名头而来，而是探讨双方如何共同实现目标。

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孙晨皓回忆，学校的课堂上，学生是主角，知识点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被讨论和分享。考试得分不再是唯一重点，更多的是在实践中学习。课堂上，学生会模拟公司运作，讨论如何通过数据判断财务状况，以及公司的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此外，校内资源非常丰富，包括提升简历的工作坊、模拟面试、暑期实习项目等。能否合理运用这些资源，可能已成为同学之间重要的分水岭。

“宁波诺丁汉大学让我意识到，我不再是一个只会在试卷上写答案的考生，而是社会上独立且完整的人。我具备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孙晨皓说道。

谈及中外合作办学带给学生的特别优势，童世骏认为是自由度。他分析，上海纽约大学在法律上属于中国学校，但学术管理完全遵循纽约大学的规范，课程、培养方案和评价标准均按照外方标准设计和构建。班级规模小，师生比达1:8，外教比例高达70%。学生能够获得高密度的学术支持，每位学生都会配备专属的学术顾问。支持的增加提升了学生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学校招生不分文理科，最晚可在大二下学期确定专业，大一主要为通识教育。“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是学生兴趣专长、学校学术资源和社会需求三者结合的交叉点，这样学生能够更从容地探索自我。”

多位受访者提到，S11院校通常不强制要求学生有海外交换经历，但会大力鼓励。童世骏表示，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在本科期间，最多可在一个或两个学期内到上海以外的纽大校区或全球的课程点学习。因此，从形式上看，上海纽约大学的本科更像“3+1”，但与一般的“3+1”不同，国内三年的学习更具本土留学体验。中外学生培养完全融合，甚至强制要求宿舍混住，不允许两名中国学生同住。

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毕业生中，90%会继续攻读研究生，其中超过90%选择出国深造。沈伟其认为，选择完全“4+0”路径是一种理性且经济的选择，并且近年来选择此途径的考生数量不断增加。

白蕊是否选择中外合作办学仍未决定，她仍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觉得自己在高中毕业时难以清晰规划未来的方向。田力希望所有考生都能擦亮眼睛，仔细核实项目是否获得批准，以及中外合作双方的办学水平。孙晨皓的建议是，勇敢尝试，给自己一个看到不同风景的机会。

（文中白蕊、田力、赵信为化名）